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一书中,弗雷德里克·詹明信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批判武器,深入分析了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不足。他的批评紧密联系社会历史背景,强调文学研究必须考量文学作品在其特定文化和社会脉络中的角色以及所承担的社会功能。
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弱点在于他们忽略了文学作品与社会历史的联系。这两个理论流派将文学作品视作自足的存在,沉迷于文本内部结构和语言形式的分析。詹明信批评这一观点忽略了文学作为历史和意识形态产物的丰富深度。例如,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时,结构主义者可能专注于作品的象征结构和即兴技巧,而忽略作品中所反映的俄国社会动荡和阶级矛盾。詹明信认为这种解读方式错误地剥离了作品的文化和政治内涵,未能充分揭示作者与时代环境的互动。
詹明信不认同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试图将文学批评科学化的行为。他认为,文学作品并非能像自然现象一样被量化分析的对象。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密切相关,需要一种更为动态和综合的研究方法。这种科学化的倾向在巴塔耶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结构主义者可能会将他的作品视为独立的艺术创作,同时忽略其作品中复杂的社会和政治评论。
詹明信着重指出,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对文本进行分析时没有考虑到它们所蕴含的深层次意识形态。他认为,文学不仅是语音、符号和文体游戏,更是承载特定文化偏见和思想武器的工具。以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为例,结构主义者可能关注其叙事技术,詹明信则会探讨该作品揭示当时爱尔兰社会状况的方式,